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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黄骅还和我摆谈二分区的一些事情。他说：“上次在解决二分区团结问题的会上，你能够承担责任，顾全大局，赢得了主动，使问题能够较好地解决，我向区党委和军区汇报时，大家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。”他特别提到：“贯彻‘九一决定’时，考虑由谁在二分区牵头的事，党委作了认真的研究，也认为你挑这副担子是合适的，也把你向我陈述的意见如实地向区党委反映，最后考虑到当前对敌斗争的情况，你还年轻，经验不足，所以由曾旭清牵头，你协助他工作，可能对当前的斗争和工作有利，在来不及征求你的意见之时就公布了，也相信你不会对此任命有什么别的想法。这次你按区党委的要求，冲破重重困难，迅速来到这里，积极主动地参加区党委、军区的这次行动，让我更放心了。”

　　汇报其实只用了一天半时间，而且还有不少重复，头一天王卓如、黄骅、李其华、于居愚、袁振，还有朱凝几个参加。我已经知道朱凝是一位老，王卓如的夫人，她担任组织部的科长，在我和李其华谈话后，她也来向我问候，并且了解二地委一些组织情况。于居愚头天也在李其华处交谈过，他没有架子，不拘小节，谈起话来，正经与幽默往往混为一体，如他把海里这几天漂泊说成是一场有趣的、轻松的游历，如能再经历几次，一样会使人们愉快和振奋，他的话使大家都乐而忘疲，高兴地听他聊下去。

　　会议自然以我的汇报为主。王卓如一开头就明确指出：“二分区前一段的情况，黄骅已经直接了解，区党委完全知晓，现在要你汇报的是贯彻‘九一决定’以后，特别是王楼战斗之后，地委分区的情况。经过这场重大的战斗，你们一班人怎样应对？工作恢复得如何？当前的斗争形势，干部群众中有些什么反映？这是区党委迫切需要了解的。因为你们面对的形势，也同样是区党委、军区面临的形势，我们所处的新海、盐山、滨海地区也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，你一来就体会到了这个困难的局面。区党委、军区和你们的联系又极其困难。所以才要你专程来此谈一谈。你来得好，尽管这几天没有汇报的时间，但我们从你来这里的精神状态中可以看到二地委、分区斗争的一个侧面。”

　　王卓如指出要汇报的内容，正是我们事先已经想到的。我事先已经打了个腹稿，但首先还是把地区8月会议中我的检查，向区党委作了简略的陈述，简短的几句话就转入了正题。一个是贯彻“九一决定”地委分区的具体行动，曾旭清和我两人工作到位，十七团和原分区的合并，部队部署和体制的调整，三个地区队的建立对支持县区斗争的重大作用，这些行动措施在全分区党政军干部的思想中已经起到很好的影响；在组织上加强了集中领导，形成了地委分区统一的领导核心，有了这个核心，原来坚持的深入县区、分头领导的形式反而得到有效的加强。

　　下午，窝铺里挤满了人，使得于居愚、袁振都被挤到窝铺外面去了。窝铺本身就是敞的，里外都差不多。周政委、邢司令坐在王卓如、黄骅等身边。我没见过的一位身材高大、魁梧、始终保持着军人风度的领导人，自然应该就是邢仁甫司令员了。他的名字，我早就听边区的一些老多次谈到过，但不过多有微词。有的说他有旧军人习气、哥儿们意气，缺少党的领导人的政治气质等等。但这次山东军区派他回边区担任司令员，听袁振说，边区正准备建立行政公署，也将由他兼任行署主任。但是通报给各地委的，山东分局批准的边区党委名单中，列有王卓如、张哗、李其华、周贯五、黄骅，却没有邢司令员的名字，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是否另有其他原因，我就不清楚了。

　　我接着汇报了平禹战斗、王楼之战主力部队遭受到严重损失，并使临邑、平禹等地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。这两次战斗，客观上是敌人在鲁北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整体军事行动，战斗是不可避免的；主观上对敌情估计不足，认为鲁北地区不是敌人进攻的重点，疏于戒备，没有坚决执行灵活机动、分散隐蔽的战斗方针，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在一处，滞留时间太长，是使我们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，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。我简单转达了龙书金司令员的检查，然后汇报道：王楼战斗后，临邑、平禹一些地区形势继续恶化。我方部分干部、群众一度情绪低落，较普遍的就是质疑“一年打败希特勒，两年打败日寇”的口号还灵不灵？

　　尽管两次战斗受到严重损失，但是我们的阵脚还没有乱，领导核心保持了稳定团结，分区领导和地区队的分设起到作用，各县都在地委分区的领导之下独立坚持斗争，并且教育干部扭转低沉的情绪，采取敌向我中心区进犯、我向敌控制区挺进的对策。这样尽管我们的行动增加了困难，但我们却增加了新的活动点，也算是两下扯平。三个地区队，两个保持完好，第三地区队经过调整，人数虽然减少了一些，战斗力却得到恢复。分区直属部队，一大队只有十多个战士突围出来，一个多月来，收容集结，从齐河县大队调人补充以后，连队建制已得到恢复；二大队损失较小，战斗力基本保持；三大队是原地方分区的特务大队，王楼战斗时在外围活动未受损失，王楼战斗后凭借其在临邑的社会基础，在曾旭清政委的直接指挥下，一直在临邑周围活动，使临邑地区斗争能够坚持下去。二分区经过这两场战斗，宛如得了两场大病，目前正在好转的过程之中，已经看到一些好的苗头。王楼战斗给二分区军民留下的阴影，相信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消除。估计未来一年的敌情将会更加严峻，我们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。但是经过两场战斗的考验之后，我们更有信心，哪怕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挺住。

　　我汇报完以后，王卓如请军区、区党委的领导发言。多数对二分区前一段的情况表示肯定，对下一步的斗争形势，认为应从最困难处着想，强调如何进一步分散隐蔽，保存有生力量，保护人民群众。周贯五政委特别强调，战斗失利后，大家都要接受教训，总结经验。在当前严峻斗争面前，要紧的是鼓起劲头，坚持战斗，而不是要哪个承担责任，军区、区党委对龙书金致以慰问，对二分区全体致以慰问。黄骅则强调，王楼战斗的失利，在于对敌人新采取的拉网战术估计不足，造成行动失误。从思想上深入一步来探讨，由于满足于前段时间鲁北地区已经取得的成就，思想麻痹。领导要深刻汲取教训，同时要注意防止低沉的情绪发生。凭借几年来在鲁北奠定的基础，相信很快能够恢复过来。

　　他首先肯定二地委分区贯彻“九一决定”取得了好的效果，他说：如果不是大家团结一心，战胜困难，二分区将不会达到“任凭风吹浪打，我自岿然不动”的地步。区党委听了汇报，对照今天的局面，应当说“团结一心，艰苦努力，稳定局势，来之不易”！至于战斗的失利，他重复了周贯五的意思，“在这样的条件下战斗，有点闪失，难以避免，经验教训应当总结，军区也将对战役作出评价，但不在这次汇报涉及的范围之内。可喜的是经过两次战斗，你们能够挺住，并能很快稳住局面，须知你们的处境，也等于一分区经过的处境和区党委、军区面临的处境，你们挺过这一关，就是边区斗争的一大胜利。”

　　在谈到今后的斗争时，他特别强调要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。他说：“‘一年打败希特勒，两年打败日寇’的口号从全局来看是正确的。目前希特勒已经面临失败与死亡的命运。日本在整个战局上，也处于不利的地位。他们在华北地区的疯狂举动，其实正是为了扭转其被动局面，想以重点打击方式，消灭我军有生力量，以便抽出兵力应付太平洋战场。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会因为局部战争的得手而得逞，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实现这个目标，还得靠大家努力斗争去争取，不着眼于此，死掰手指头去算时间，是消极的不健康的思想情绪的表现。你们已经在于部中进行了这方面的教育，务必使广大干部、战士，对大的斗争形势，有清醒的认识，要用自己的努力，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……”

　　“在当前局面下，要特别强调灵活机动使用兵力，避敌之锋芒，保护和保存我之有生力量，保持抗日政权屹立于人民群众之中，‘红旗不倒，青山常在’。部队活动要进一步分散隐蔽，适应目前的战争形势，有意识地做好革命两面派政权的工作和伪军中的工作，保护我中心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。敌人据点虽多，实际上大多数是伪军把守，经过几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后，本来相当分散的日本鬼子，还要进一步减少，所以做好伪军的工作就愈显重要。我们的办法也很多，现在分散在县以下据点的伪军，大半都是本地人，这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利。有的伪军中的工作，是战斗中打出来的。对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队伍狠狠打击，有利于做好大多数伪军的工作。像边区的刘景良、张子良，二分区的何狗子、田三秃子这种汉奸，一定要坚决打击。曹五旅虽然实际已经投敌，但不敢公开和我们作对，还可以继续做他们的工作。至于抗日军民内部，你们已经注意抓，并已有成效，具体需要采取什么措施，地委可以自行制订，电报区党委、军区就可以了，主动权还在你们自己手里。区党委、军区对一、三分区的活动已采取一些措施，调整了主力部队和分区、县的部分体制，也是为了适应分散隐蔽斗争的需要。”

　　王卓如最后说：“我们坚持斗争的重要性，就是要依靠群众，事事为人民着想，做群众的贴心人。我们要特别注意落脚于基本群众当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人，是工农革命的队伍，工农群众是我们依靠的主要对象。据了解我们的干部到村寨的活动，多半是接近一些上层人士，很少接近基本群众，对他们的工作主要靠党的支部和农救会、青救会去进行。当然爱国抗日的上层人士也要接近，要团结他们共同抗日，但是绝不能本末倒置，脱离基本群众。这既是群众观点问题，也是人的党性原则的表现。我提出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在你的汇报中没有接触这个问题，希望回去传达时，引起地委的重视。”

　　何郝炬，1922年5月生，四川成都人。193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，同年3月加入中国。1938年5月起先后任山西夏县中心县委青委书记，中央北方局冀鲁边巡视团巡视员，渤海支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，豫皖苏边区党委部副部长，豫皖苏支前司令部前方办事处主任等。1949年5月起先后任南京市委研究室科长，长江航务局副局长兼重庆分局局长，西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副局长，建工部西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等。1958年5月起先后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，省建委主任，建工部西南指挥部指挥长，建工部副部长，四川省计委主任等。1977年11月至1993年2月先后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，省委书记（当时设）、副省长，省委常委、副省长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党组书记。十三大、十四大代表，第六届、七届、八届全国人大代表。2023年1月20日在成都逝世，享年100岁。著有回忆录《霜天晓月》和《故人故事》等。